“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12亿，人均上网时长6.9小时，每天提供在线总时长80亿小时，这80亿小时是不断在产生数据的过程，我相信中国个人数据的流量产生一定是全球第一。”

在谈到中国是数据大国时，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在2023全球数商大会上列举了一些数字，她表示，数字经济对全社会的秩序几乎是重组的过程。

数据在当下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流通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但与此同时其无疑也带来了科技伦理问题，例如，当下社会大众较为关心的是，能否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条件下发展数据经济？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如果泛泛提隐私和数据流通的问题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有前提、有约束条件，才有经济。

邬江兴表示，在快递、社交等服务商那里，消费者为了购买服务都自愿提供了信息，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就不能叫隐私，“所以隐私和能不能作为数据产品，取决于消费者对他所提供的信息的（交换意愿），如果消费者希望把信息作为交换得到一种商品服务，就不能叫隐私。”

大众一直在隐私和社会服务之间不断徘徊、博弈，邬江兴认为这种博弈过程是进步的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博弈，就没有今天的信息化，“所以隐私不可以用学究式的表达，而是在特定的应用场景和前景下，有特殊的应用和求解的方式。

隐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探索已久，同样是一个社会议题，美国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对记者表示，关于隐私和数据流通，“这是个大问题，我不认为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他表示，在美国侵犯隐私可能会面临起诉，但同时这意味着很多关于个人的数据都不可用。

在隐私保护方面，我们是否能从美国等国家得到一些经验和借鉴？对此，皮埃罗认为“能获得的经验很少”。

“我不认为美国能教多少东西，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法律，仍然无法保护隐私，大公司总是找到绕过法律的方法。”皮埃罗说。

在经济发展和隐私保护的中间，哪一方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站在西方的语境下，皮埃罗认为很难有被大众信任的一方，但最有可能的仍然是来自大学的机构或者国际团队、学术界的新组织。

“我不信任行业的科技公司，因为科技公司是由技术驱动的，我不信任大组织，因为他们是由金钱驱动的，我不信任西方的政府，该信任谁来做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皮埃罗表示，鉴于第一个谈论人工智能监管的人是大学教授，他会更信任这个群体。

在中国的语境下，邬江兴认为，政府应该在数据发展与隐私保护之间起到更大作用，“数据经济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政府管理下的经济，谁来担保数据产品是安全的？这需要政府及其强大的公信力，而政府强大的公信力来源于对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的有效管控，从而保证交易的可信和安全。”

邬江兴提到，在数据安全这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力度，从“有管理”到“可管理”， 现在已经有各项制度、法律，但问题在于违背了法律是否能被发现，从而可以管理，这一转变还需要技术手段的进步。

在采访最后，皮埃罗提到，在互联网上保护隐私或许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互联网本身的问题，互联网发明是54年前的事了，这是一项古老的技术，数据交换的方式很难做根本的改变，所以我有点怀疑我的隐私是否能得到保护。”

皮埃罗认为，如果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隐私的世界里，那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但他退一步表示，“我们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一个朋友总是提醒我，车祸每年造成100万人死亡，但我们和汽车已经绑定在一起，所以，也许我们会学会如何在没有隐私的情况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