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各种迹象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复苏之中，但内外部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复苏的动能也难言强劲。现阶段中国经济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未来经济前景如何？我们特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建言献策，在国庆节期间推出“把脉中国经济”系列评论，试图解答部分疑问。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最快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的二十年，简单地说，那是成功执行了出口促进或出口引导战略的结果。1987年前后，中央意识到需要想办法解决外汇短缺和让一部分地区先行发展起来的问题，并通过大量调研，最后形成了要在沿海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后来在回忆这个战略的形成过程时提到，这个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设想有三个要点：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三、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为了实施这个战略设想，当时考虑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广东、闽南三角地区和海南岛进行全面开放试点；二是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三是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四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

这个战略其实就是出口促进战略。海内外经济学家几乎无异议地认为，东亚各经济体经济之所以能成功实现快速的经济追赶，转向出口促进的战略是它们唯一的共同做法。1987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这个战略，沿海100多个大中小城市，在开放政策的鼓励下，主动招商引资落户，兴办以出口加工为目的的各类开发园区，推进了加工出口产业的持续扩张。从此，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推动加工出口，也把中国与世界经济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为了配合出口促进战略，各地政府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直接投资和劳动力进城，以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进而又推动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比出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出口促进的战略和基于这个战略的发展模式确实很成功，但也因为成功，我们常常会忘记它的成功是要依赖一些给定的条件的。一个模式或战略不可能长期管用。当一个最初的模式可以获得成功，就埋下了这个模式的效力最终会衰减的伏笔。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些早期看上去相当稳定的条件就会发生改变，有些条件的变化可能是逐渐的，比如资本积累的水平或比较优势。但有些条件的变化在经历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之后会来得比较疾速。比如人口转变。上世纪60-70年代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在过去四十年是我们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但今天这些人口似乎突然进入了退休期，而且要以每年几乎两千多万的规模退出劳动力市场，将持续十年。

从日本、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因执行出口促进的战略和贸易-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到后来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外部条件改变和内部经济转型带来的困扰和挑战。具体而言，第一，出口和外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以比较稳定的外部市场环境和与发达经济体为主的贸易伙伴关系为条件的。这个关系一旦不稳定，或者因为贸易不平衡而导致持续的贸易摩擦与贸易战，甚至像中国这样还上升到核心技术打压和脱钩断链，必然给继续执行出口促进战略造成很大困难。其结果，就像日本那样，不得不加快向海外的直接投资，转移生产能力以规避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制裁。当然，日本那时候还可以向美国直接投资，为美国市场生产汽车等耐用品。

第二，长期在国内执行出口促进的发展战略，国内市场的培育进程就相对缓慢。这是因为出口促进战略需要国家在汇率、利率、工资率等这些进入出口产品成本中的项目上维持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虽然出口促进战略有助于在相当一段时期充分发挥劳动力丰裕和资本稀缺所组合起来的相对优势，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资本积累和人均产出率的持续提高，这个比较优势也在实际上发生动态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在短期不容易被察觉，而且，由于整体的发展政策是为执行出口促进战略而配套的，除非放弃出口促进战略，否则，很多发展政策难以实现主动调整来更好适应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以中国而言，在执行了三十多年的出口促进战略之后，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的外汇积累也达到天文数字，但我们的汇率决定机制依然维持着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廉价。这种汇率机制对出口有利，但对进口不利。利率政策也是如此，我们的实际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于GDP增长率的水平之下，鼓励了过度投资和对资金的不当使用，缺乏可以用来平衡投资与消费的调整机制。工资率更是带有部分计划经济的色彩，长期保持低工资、低物价的相互配合。虽然过去这些年劳动报酬在GDP中的份额有所上升，但平均水平依然显著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劳动力市场地区分隔，且就业制度不够发达，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工资可以随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而提高的有效调整机制。而且，在我们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政府拿走的比例太高，而政府的收入又主要用在基本建设上了，用于提供家庭支持和社会福利项目的开支长期过低。

这说明，尽管我们意识到需要从立足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政策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还是在服务着出口促进的战略，因为我们过去形成的压低汇率、利率和工资的政策框架没有发生改变。

要真正转向以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我们实际上要将出口促进战略转向进口促进战略。进口促进战略是一个依靠并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的发展战略。理论上说，进口促进对任何一个靠出口促进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可能都是不可避免的选项，但毫无疑问，这个战略对大国经济的意义更大、更重要。转向进口促进战略的意义在于，一个早期成功依赖出口促进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经济体，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促进战略来实现更高阶段和更高福利水平的经济发展，如能转向进口替代战略，不仅有助于缓解与主要贸易伙伴长期维持的不平衡关系，而且通过改变和改革国内长期受到干预的汇率、利率和工资形成机制，不仅可以形成有助于保持工资与名义GDP增长实现同步化的机制，大大提升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从而也会拉动国内服务业更高质量的发展。同时，通过本币升值和降低关税来促进进口，特别是让进口消费品的价格降下来，显然可以持续提升国内有效消费需求和消费者福利。而且，因为实际利率的提高，也可以消除过度投资和无效投资，改善资本回报率，压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从总体上帮助经济真正实现需求的再平衡。在这里，进口促进战略不是进口替代战略，所以不会抑制贸易部门，反而因为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内循环的形成而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致力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并形成自主技术复杂产品的出口能力。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进的战略引导了资源和生产要素更多地进入了出口加工部门；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外商企业在地方投资落户，各级政府竞争性地扩大了本地公共资本的支出，基本建设、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二十年事实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来源。现在投资回报率持续恶化，投资过度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占比徘徊不前，消费升级趋势回落，都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进入到了出口促进战略和贸易-投资驱动模式的晚期，需要在战略上做出调整，转向进口促进而不是进口替代。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个调整对中国这个大国经济而言意义非凡。日本因为战略调整严重滞后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而韩国经济发展令人最为怀念的黄金时期（1987-1996）恰是因政策调整而实现的工薪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和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只是这一局面没有在战略上维持下来，后被金融自由化的浪潮所淹没了。[2]

[1]见田纪云谈赵紫阳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_改革大数据服务平台 (reformdata.org)

[2]参见 Hyungkee Kim, 2023, The East Asian Mode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第6章。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