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的批评文集《语言与沉默》，内中反复谈到一个核心的概念：沉默。

当然，在斯坦纳那里，“沉默”大概在不同的境遇下有不同的含义——它可以借以表明一种文学创作上的自觉选择，如《诗人与沉默》中谈到其所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与兰波在创作个人最重要作品后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显然，这里的沉默是一种高贵的精神选择。

但在《一种幸存者》等文章里，面对犹太种族大屠杀时， 获知消息的本应代表正义的盟军选择了“沉默”，斯大林甚至禁止公开境内德军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在此，“沉默”又成为了一种卑劣而不可理解的行径。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沉默”仍然是要被打破的。或者说，逃离“沉默”是人类血液之中存留的基因。人类之不凡和局限都在于此。而这篇小文所谈的“沉默”，是一种个人生活思想之中的矛盾带来的沉默。

鲁迅在《野草·题辞》里曾经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那里，鲁迅所面对的是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个人思想的不可理解。在开口的一瞬间，经由语词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已经变形和无力，它成为了鲁迅无法把握之物。

但尽管如此，鲁迅却毅然选择了“开口”——他写下作为五四运动的小说“实绩”的《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斥责封建礼教的“吃人”，而同一时期开始延续到晚年的杂文创作，从状似纠缠于不入流的私人恩怨的批评，到扣响时代钟声的社会文化批评，这些努力本身都代表着高贵者灵魂的不屈向上。

而这种逃离“沉默”的选择，也许并非从思想的层面上可以解释清楚的，而是基于对二三十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的个人的深刻认识所得来的——更具体说来，则是从自我冲突的“心”所得来的，是基于个人理性基础上的实际选择。

昨日和舍友冒着寒风走访了鲁迅在沪上的三处故居、墓地以及纪念馆，后又探访了鲁迅同时代的左翼团体及重要人士的故居，我美其名曰“左翼与鲁迅的上海探访之旅”。

在鲁迅墓边上走的时候，置身于郁郁葱葱的高大的松树并排之间，看着中间坐在椅子上的冷峻、沉思的鲁迅雕像，我似乎能够感到那种历史扑面而来的感觉。借助于这样的一种走进历史现场的方式，得以再次确认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得以理解那被塑造出来的左翼的政治鲁迅——这当然是鲁迅实际存在的一个侧面。

但此等在事实基础上，依据某种立场所描绘出来的形象在我看来却并非最重要的。我关心的是，从鲁迅的角度来看，这些事实又会如何？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鲁迅，同样不是鲁迅形象的全部。换言之，这其中存在着冲突矛盾带来的张力。而我们总是有意无意抹去这些矛盾冲突之处，却可能遗忘了鲁迅也许是最能够承认这种冲突分裂存在事实的人，即便其中蕴含着黑暗与痛苦。鲁迅是在“背着因袭的重担”的情况下，做着“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事情。

说到底，一切的身份、立场的判定，都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多重立场存在的可能与必要。一个坚定的单一立场者，可能是高贵而纯粹的人，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未必是合格的现代知识分子。多重身份与自我内部冲突和由此而来的始终的自反性，堪称是现代知识分子无以回避的宿命。它迫使分裂的知识分子主体在尝试拼接自身的过程中从不同的立场、方法上重新认识自身及世界，从而有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思想观念——一种始终处于冲突矛盾之中的思想观念。当思想观念是完整自洽的单一体系的时候，反而代表着其生命的终结。

我记得在豆瓣上曾经收到过一封豆邮，这位友邻对我有些好奇，大致意思是喜欢严肃的文学和喜欢可爱少女的动漫的我是如何容纳这些东西于其中的？

举个例子的话，我是如何早上感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里患有癫痫症的“白痴”梅什金公爵表现出的比理性和潜意识更为深层的高贵虔诚之宗教精神，晚上躺在被窝里看着《轻音少女》嚷叫“轻音十年不倒”、“AWSL”的？

我当时的回答是前者作为个人理想的追求，后者作为放松愉悦的东西，就好像吃饭也有主食和甜点一样。可以有轻重之分，但不要轻易构建对立，尤其是对于爱好。如果你心怀宇宙同时又愿意出入天地，去挖掘细微人情，保持好奇心的话，又有什么不可能了？这个想法大约近于沈从文把人生当成一本大书来阅读。

但我后来想想，也许问题还要稍许复杂些。即便二者确实有轻重和层面的差异，也不能否认二者的对立存在的事实——《白痴》就是强调复杂深刻的思想思考而《轻音少女》就是要在少女们的日常校园生活描绘中营造不需要深刻思考的空气感。而前面所说的那样把人生当成一本大书来读的，充满好奇心的沈从文在40年代后期也没能解决小我与大我的思想冲突造成的文学创作问题，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时，从《史记》之中所读出的“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其实是陷入了文学与政治的矛盾纠缠之中。

概言之，个人生活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对于现代人而言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忽视，但如果我们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其矛盾冲突的时候，却不必因此而沉默。因为我们已经明白，冲突矛盾乃至于分裂的个体乃是必然存在的。

总之，逃离沉默，意味着从更为具体的个人的心，而非只是抽象的思想立场出发，鼓起勇气做出种种不可避免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承认个人心灵和思想遭遇冲突矛盾的必然性，是逃离成为可能的前提。

学者叶礼庭在为其师，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所写的传记序言里谈到的对其建立在多元论框架上的自由主义的解放的理解（逃离本身也是解放的一种）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这种逃离的意味下一个注脚：

“人类不会在全福状态中获救，而只能在审慎与平衡中获救；解放意味着在有限的、充满冲突与危机的世界中，通过节制与平衡而保持一种体面、人道的生活。”

电影《美丽人生》里爱猜谜的医生给男主角圭多出过一个谜语：什么东西在说出来的瞬间就会消失？聪明过人的圭多很快就猜出来了那是“沉默”。确实，沉默在被说出来的瞬间就会消失，但造成沉默的沉重的黑暗包袱却未必能够消失。逃离“沉默”的同时，往往意味着背负起沉重的黑暗包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逃离“沉默”需要巨大的勇气。

这是伊卡洛斯的向阳而飞，西绪福斯无止境的推石上山。这是对于那禁忌的“沉默”之神的挑战，人的理性与情感在此交会产生了最为动人的光辉。逃离“沉默”，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