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疾病诊疗难题，加速推进临床科研工作，为公众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案；不断完善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强化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体系建设，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提供有力保障；构建完善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给医生们更好的成长空间……

十多年来，全国卫生健康科教工作者砥砺奋进，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和可靠的人才保障。8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与医学教育工作进展成效。

研究攻关应对“急难愁盼”

可用于治疗青少年A型血友病的首个国产重组人凝血因子Ⅷ、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普萘洛尔口服溶液剂、儿童专用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和咪达唑仑口颊黏膜溶液等一批中国患儿急需的药品陆续上市……它们正在给患儿及其家长带来更多希望。

“儿童药研发难，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孩子在不同年龄时，生理状态差别比较大，研发工作推进困难，企业研发动力受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院长蒋建东介绍。

自2008年以来，我国组织实施了“重大新药创制”和“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两个科技重大专项。

“为支持儿童药品研发和临床研究，国家依托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6亿多元经费，分3批公布了105个儿童药研究计划；同时，设立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联合23家儿科医疗机构成立‘中国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协作网’，推进儿科临床试验；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药监局还建立‘优先审评通道’等研审联动机制，并与国家医保局、工信部等共同推动儿童用药产业发展，儿童用药保障情况逐步改善。”蒋建东介绍，2021年共有47个儿童用药批准上市，明显改善了临床用药水平，其中14个药品被纳入优先审评审批，极大促进了儿童用药上市进程。

抗击恶性肿瘤是千万患者及家庭的关切。“在过去十几年中，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共支持肿瘤相关课题400余项，产出抗肿瘤Ⅰ类创新药31个。”蒋建东表示，我国尚有一批全球或国内首创的涉及肺癌、淋巴瘤、乳腺癌、脑胶质瘤等多种类型肿瘤的Ⅰ类新药正处于临床试验的后期或即将上市。

更值得关注的是，重大专项长期积累的研发能力、人才团队和技术平台，助力我国科学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有卓越表现：迅速确认病原体并开展科学溯源，研发系列诊断产品，开展疫苗和药物研发攻关等，全方位为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提供坚强支撑。

创新体系带来强大能量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在国家各大医学科技项目中，临床研究的占比越来越高，成果产出也是越来越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表示，这源于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

这些年，在心血管病等常见病、多发病的20个领域，我国建成了50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生物医药领域，我国建成了75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在各学科领域中居首位；在北京协和医院等5家医疗机构，建设了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了109家委级重点实验室，省级行政区域实现了全覆盖。

“在国家启动实施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中，设置了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专项，推动临床研究。”王辰指出，工程还探索建立科研院所稳定支持的资源配置新机制，健全完善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科研诚信、成果转化等医学研究管理政策，有力促进医学研究规范健康发展。

此外，我国还搭建了比较完善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平台体系，为科学研究、疾病防控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全国已有从事人间传染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活动的P3、P4实验室63个，有P2实验室4.6万个。”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组建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落实生物安全法相关法律的责任和任务，大力推进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加快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建设，加强人才规范化培养，强化依法安全监管。”

让医生有更好的成长空间

医学教育的水平关乎人民健康和千家万户的幸福。这些年，我国推动医学教育纳入法治化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师法都明确要求完善医学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三阶段医学教育体系，建立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制度，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住院医师83万人。”刘登峰说，“住院医师规范培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建立的一项医学教育领域的重大制度，取得了重大成就。可以说，质量是医学教育的生命线。我们从制度建立之初就设计了比较完善、保障质量的闭环管理制度。”

刘登峰介绍了这些制度。第一，建立了基地标准和培训标准，作为培训工作规范开展的重要遵循。第二，遴选培训基地，严把基地入口关，确保基地能够成为培训的合格场所。全国现有培训基地1118家，实现省域全覆盖。第三，设立专门培训项目，支持师资能力建设，已累计培训师资23万人。第四，组织指导东部、中部省份，为新疆、西藏、贵州等西部省份代培住院医师，持续提升西部年轻医生能力水平，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第五，委托中国医师协会，按照“常态、勿扰”的原则和“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全国培训基地和专业基地进行抽查评估，加大对制度落实的监管力度。

“这可是‘长牙齿’的检查。我们已对33家培训基地和185家专业培训基地亮黄牌，要求限期整改；对23个专业基地亮红牌，撤销其资格。此外，我们将培训质量、培训期间的待遇及落实‘两个同等对待’等利好政策，作为对各省份进行绩效考核、基地评估的重要指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培养人民满意的好医生。”刘登峰说。

“在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上，特别要鼓励提升理学、工学、人文学科等内容的占比。”王辰建议。

这些年，国家不仅关注年轻医生成长，也对全科、儿科、精神科等方面的紧缺人才也加大了培养力度。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医师数量已达到428.7万人，千人口医师数达到3.04人，数量接近发达国家医师配置水平。其中，全科、儿科、精神科医生通过几年的努力，分别达到43.5万人、20.6万人和6.4万人，分别较2012年增长了295%、102%和173%，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卫生事业发展、医疗水平提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如何建立体现行业特点和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办法，也是当下行业内探索的重点问题。“临床工作评价非常不容易。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医生、评价医务工作者的产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强调，“首先要做的就是破除‘唯论文’，提倡‘重临床’。医务人员干什么，就应该评价什么。”

2021年，多部委印发《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刘新民介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正在通过大数据，为医生精准“画像”。“从工作数量、质量、疑难病例处理3个维度全方位、立体评价临床医生的工作能力，通过病案首页直接获取医生的临床工作情况，将门诊、住出院等临床工作数量作为医生申报职称的门槛条件。将病案作为评价医生临床工作质量的重要载体，用抢救、死亡、疑难病案来分析、考察医生的工作能力，我觉得既客观准确，又省时省力，解决了以往‘有指标、难收集’的问题。”

文：健康报记者 王潇雨 谢文博

编辑：于梦非

校对：马杨

审核：徐秉楠 闫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