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医学进步的持久动力。近年来，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人工智能、基因治疗等技术在疾病诊疗中显示出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得益于前沿技术的发展和融入，针对众多疾病的诊疗手段和方案在不断提质提速、升级增效。

这些技术的应用，意味着什么？它们离普通人到底有多远？有了这些技术，人们的生命健康保障会发生哪些变化？健康报“前沿访谈”专栏邀请医学科研、临床领域的权威专家解密前沿技术，点评科研进展，揭示临床应用，预测健康未来。

本期访谈嘉宾：贾继东

肝病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教授、主任医师，2017年当选为北京学者。长期致力于慢性肝病纤维化及肝硬化的发生机制及干预研究，发现肝纤维化逆转的核心机制；参与建立评价肝纤维化病理学逆转的 “北京标准”，联合研发具有自主产权的肝纤维化无创检测设备，推动了肝纤维化无创诊断技术的临床应用。牵头制定国际临床指南1部、国内临床指南3部，参与制定国际临床指南5部、国内临床指南10部，为促进我国肝病临床科研、诊疗规范化及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健康报：

“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这项任务已经进入倒计时。在您看来，这个目标能如期实现吗？

贾继东：2016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我们把它简称为“消除肝炎威胁”。直接说消除肝炎并不太准确，因为慢性乙肝目前很难彻底治愈。但是由于接受了抗病毒治疗，患者病情不会发展为肝硬化、肝癌，能基本健康地生活，就达到了消除病毒性肝炎威胁的目标。

近几十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综合防控策略，在乙肝疫苗免疫接种覆盖率、乙肝病毒新发感染控制和乙肝相关肝细胞癌防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要达到2030年消除乙肝威胁的目标，仍面临较大挑战。

在预防新发感染方面，我们做得很好。我国自1992年开始实施新生儿乙肝疫苗计划免疫，并于2009年至2011年面向15岁以下人群开展乙肝疫苗查漏补种工作。随着全程3剂次接种率和新生儿出生后及时接种乙肝疫苗覆盖率的提高，近30年来，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流行率稳步下降。一般人群的HBsAg流行率由1992年的9.75%降至2020年的5.86%；5岁以下儿童的HBsAg流行率降幅最大，由1992年的9.67%降至2022年的0.3%以下，已达到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目标；新生儿3针乙肝疫苗接种率达99.6%，首针及时接种率达95.6%，也已达到2030年的目标。

但在诊断率和治疗率方面，如期达标还是很困难的。这方面的任务目标包括90%的感染者要被诊断出来，80%以上需要治疗的患者要得到治疗。但目前，这两个指标在全世界都不高，在亚太地区尤其低，对我国也是巨大的考验。2022年世卫组织各区乙肝检测率和治疗覆盖率报告显示，中国乙肝病毒感染诊断率为24.0%，治疗率仅为6.4%。

这两个指标数据不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知晓率低拖了后腿。2020年我国乙肝流调发现的HBsAg阳性者中，15～69岁HBsAg阳性者的总体自我知晓率仅为41.3%。我们需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既要宣传乙肝的危害，也要宣传乙肝是可防可治的，消除过去认为一旦得了乙肝就一定会发生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这样的误解，才有利于积极扩大筛查和治疗范围。

健康报：

提到知晓，就不得不提知晓途径。以前，体检是发现乙肝的重要途径。2010年，相关部门出台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乙肝五项检查有关政策，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限制入学就业的条件。这样的政策是否会导致乙肝知晓率降低？

贾继东：慢性乙肝临床表现早期非常隐秘，不到肝硬化晚期甚至肝癌就没有明显症状，所以很多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乙肝，必须通过血液检查才能发现，这包括常规的健康体检，也包括因其他疾病进行的乙肝常规检查。我们要把这些已经进行的检查信息充分利用起来，在院内打通信息壁垒，使发现的乙肝阳性者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

需要明确的是，这与我们在入学、入职中禁查“乙肝五项”的政策并不矛盾。避免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入学、就业时受到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是历史性的进步，有利于减少和消除健康歧视。

我们现在应该强调的是纠偏。在不涉及入学、入职的健康体检和日常医疗诊治活动时，不仅不能“禁查”，还要大力提倡积极查，甚至必须查。当然，前提是要保护隐私。其实，现在医疗机构和体检机构对各单位职工的健康体检结果都是封存好交给本人，具体结果不再告知单位，这就有效地保护了个人健康方面的隐私。

下一步，是积极动员开展全社会、全人群的筛查。这需要一定的资源，也有一定难度。据我了解，现在海南省正在做，广东省也即将开展，福建省也在积极推进。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要动手做起来。我个人觉得，提倡大规模乙肝检测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健康报：

您讲乙肝防治，有个高频词——分母。我理解，这个分母就是人口体量、人群基数。在我们国家，什么问题都要围绕人口体量做乘除法。再大再小的数字，一做这个乘除法，就容易变成难以承受之重，比如乙肝的疾病负担。要减轻疾病负担，我们要在哪些环节重点发力？

贾继东：乙肝是全球疾病负担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而我国是乙肝负担最严重的国家。这个疾病负担分两层：一个是新发感染。我们现在已经把新发感染降得很低了，而且趋势是越来越好。另一个就是对既往的慢性乙肝病例进行治疗，即把现有的患者找出来，通过抗病毒治疗改善生活质量，减少肝硬化、肝癌及相关死亡。过去，要做到这一点，最大障碍是治疗费用高昂和药物的可及性较低。现在，一线抗病毒药物都是可及的，通过集中带量采购价格也降了下来，而且纳入医保支付，因此这个最大的经济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接下来，就需要广泛组织动员和有序推进。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医防融合，创新工作机制和具体实施路径，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动用各种资源，齐心协力把这些事做好。

健康报：

诊疗科研和新药研发，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环。我们发现，在国际的相关诊疗指南当中，“中国浓度”也在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围绕着病毒性肝炎的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人们听到的似乎更多是外国科学家和药企的名字？

贾继东：过去，我们只能看着别人搞研发，把人家的药物引进到国内，过了专利期我们再仿制。现在，我们临床上用的抗乙肝药物，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新一轮的乙肝药物研发，我们关注的是能否实现临床治愈或者叫功能性治愈，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转阴。这一轮研发中，我国本土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努力发展创新，进步很大，有了参与竞争的资格，在某些领域开始并跑甚至局部领跑。

比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李文辉教授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乙肝病毒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丁型肝炎病毒感染肝细胞所必需的功能受体，就是肝细胞膜上的钠离子-牛磺胆酸-协同转运蛋白（NTCP）。这一突破性发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乙肝病毒的生活周期及相关致病机制打开了新的大门，并为研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手段提供了可能。

当然，新药研发是很烧钱的事，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最后的成功者肯定是少数。过去，我们手里只有一两棵苗，要让其长成材谈何容易。但如果我们有一个甚至多个苗圃，选出一两棵好苗子来，还是有可能的。

医药研发风险很高，如果抱着像投资房地产或其他金融产品一样的心态去投资，注定会失望。国家如果支持创新药物研发，相应地，期望目标和管理措施也要符合新药研发规律，只有实事求是、踏踏实实一步步往前走，才有可能研发出真正的好药。

健康报：

在这一轮乙肝新药研发中，您认为哪些研究方向值得关注，可能会给未来的临床治疗带来新希望？

贾继东：现在，乙肝新药研发主要是围绕着乙肝病毒复制的各个环节进行，希望对其进行阻断。可以看到，不同的企业和研发团队在这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从目前来看，单用一种药不一定就能达到我们期待的治疗效果，还要研发出真正能激发人体自身免疫力的相关药物，才有可能最终清除病毒。目前免疫调节类药物的研发进展还相对较慢，因为在基础研究方面还不是很充分。

业界普遍认为，将来真正要治愈乙肝，可能需要多种药物联合使用，特别是需要直接抗病毒药物和调节免疫功能药物的联合使用。这也提示，研究团队、药企之间的合作很重要，国家对总体研发布局的引导和各方面的协调也很关键。

健康报：

丙肝现在已经可以治愈了，这让大家对同为病毒性肝炎的乙肝最终实现治愈也抱有很大期待。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如果让您预测的话，乙肝有可能治愈吗？还要多久？

贾继东：回顾丙肝的诊疗和药物研发历程就会发现，丙肝的直接抗病毒药物也不是一开始治愈率就这么高的，最早期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很大，后来经过迭代，终于达到90%以上的治愈率。

乙肝应该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不能期望一步到位。入门的治愈率（表面抗体转阴率）大概30%就可以接受了，将来一定会逐渐提高。

至于要多久才能实现治疗乙肝的新药上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研发实力、企业投入力度、临床试验水准和进度，以及新药评审理念和监管尺度等。作为临床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新药研发企业走好“最后一公里”，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临床试验，尽快实现乙肝临床治愈新药上市，助力实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

文：健康报记者 崔芳

编辑：李诗尧

校对：杨真宇

审核：秦明睿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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