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乌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

我先谈一个看法，就是这一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其实真的是有比较久远的意识形态的背景，而不光是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背景。

此话如何讲起？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在西方读书，那个时候我见证了西方社会的一片欢呼。当时我是一个博士生，研究资历很浅，但是我感到很奇怪，就是西方的学者们并没有把如何让俄罗斯经济尽快恢复作为首要的研究或者政策讨论的话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把俄罗斯这个国家驯服，如何能够让俄罗斯不再成为一个全球的到处“捣乱的脾气很大的”这么“一个不正常的国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有个教授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题目叫“一个正常的国家”。当时美国的主流学者的想法是，苏东剧变之后，首先要保证其未来的政治精英和大部分百姓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跟西方的核心主流思想保持一致。说白了，是跟英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思想统一。至于俄罗斯的经济怎么样，是第二个层面的话题。

刚刚提到，苏联解体10年以后，哈佛大学的一个重要学者写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题目就叫“一个正常的国家”。他说，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过去10年的经济表现一塌糊涂，私有化不成功引发了很多的经济矛盾，但是非常欣慰，就是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人想回到苏联，这是我们的成功。他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后来我又研究了一下。他和俄罗斯当下还非常活跃的一个思想家，也是个企业家，叫丘拜斯，是一脉相承的。丘拜斯讲，我们搞私有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打造上亿个支持自由市场和支持民主的利益相关者。这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话让我想起来另一个话题。“前东欧”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我们耳熟能详，他写过一个重要的文章。他说，我很后悔，因为当年参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出谋划策，现在把中国经济搞强了，但是中国的意识形态跟我们西方不一致，早知如今，当初我就不参加给中国政府出谋划策了。我讲这么多，核心的观点是说，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集团，他们长期以来（至少很多的主流学者）是把意识形态放到前面的，把经济发展、把一个国家老百姓是否能够幸福、把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放在次要地位。长期以来他们对俄罗斯是不满的，尤其是当俄罗斯出现了像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的时候，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动作，不断在地缘政治领域去刺激俄罗斯，才有今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总结一下，这场俄乌危机的根源，还是过去几十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异己力量不放心。

二、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性的冲击

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从长远来看，对世界经济金融到底会产生哪些格局性的冲击呢？我说的是格局性的冲击，我谈的不是短期的能源危机，不是通货膨胀，不是供应链的冲击，不是供应链的短期的断裂。我想对世界经济金融的未来发展可能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冲击。

1. 全球经济一体化向板块化转变

关于全球化，我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俄乌危机之后，原来就摇摇欲坠的全球化进程将会有所转向，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转变成什么？变成全球经济的板块化。注意，不是区域化，是板块化。区域化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地理位置相近的若干国家搞自由贸易圈。板块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文化、理念、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组成经济、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自由体，经济自由体。
具体说来，俄乌危机之后，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会分解为三大板块。未来的世界经济的板块化可能是这样的：美国带着它的周边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包括南美的一些国家，也包括跟美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比较亲近的国家，他们会形成相对联通的一个大市场，这是一块，他们有自己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第二块就是欧洲大陆。我们知道，欧洲大陆跟美国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一致的。你要问德国人西方是谁？他一定说西方是英国。欧洲大陆的主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经济学里面德国曾经提出历史学派，今天德国都提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跟咱们差一个“主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跟英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二个板块可能是以德国为核心，带动法国，还有一些东欧国家的一个大市场领域。他们有自己的供应链，包括奥地利，包括荷兰，包括瑞士，这是一个“圈子”。

第三个“圈子”就是跟中国关系比较近的，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其实他们本质上的很多治国理政的理念跟咱们是比较近的，只不过由于二战的原因，他们也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所以在很多政治理念、政治基础上，采纳了很多美国的办法。我们知道，比如日本的宪法是两个美国军事法庭的律师一周内“炮制”出来的，不一定适合日本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说远了，总的意思是说，第三个板块是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包括东亚地区，包括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等这些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这是一个产业链，是一个经济的板块，基本上成了第三大板块。非洲国家有一部分跟咱们关系比较好，包括东非国家（也属于这个板块）。这是第一个预测，就是俄乌危机加快了世界从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逐步到板块化的进程。

2. 世界金融从中心化向多极化转变

第二个判断，俄乌危机之后，世界金融体系恐怕也会出现重大的系统性的变化。怎么一个变化呢？我的总结是世界金融从中心化变到多极化。怎么讲？到目前为止世界金融的中心在哪里？很简单，在我看来就是美国和英国。

时差六七个小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股市，英国固然股市重要，贵金属交易也很重要，外汇交易也很重要，是外汇交易中心、贵金属交易中心。美国股市，当然还有债市，非常厉害。这是中心化的，它的股价一变我们都会受影响。俄乌危机以后，大家认识到西方的各个金融机构、各个大公司讲政治，不谈经济、不谈金融了，纷纷表态，俄罗斯整个资产不要了，俄罗斯生意也不要了，把俄罗斯的金融机构“踢”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这么一弄的话，大家到俄乌冲突之后，一定会反思，心有余悸，一定会寻求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具体说来，以后，我们中国有可能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个标志，逐步成为全球金融的若干极之一。至少我们能看到，美国英国仍然是一极。欧洲大陆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国的巴黎，他们一定会搞他们的金融的，加快他们金融城的发展。本来英国脱欧之后，巴黎就蠢蠢欲动，法兰克福蠢蠢欲动，部分地取代英国。俄乌危机加快了这个进程。
金融从中心化到多极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就是美元的危机。下一场以美国为“震中”的新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比预想的更早来到。

这个原因是什么？大家已发现，美国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重要了。金融领域，人们可以在很多地方做上市，在很多地方做外汇，储备也多元化。大家纷纷考虑，凭什么持有这么多美国的国债，凭什么持有这么多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我的养老基金、我的保险基金、我的主权财富要多元化一点，我购买一点德国的债券、法国的债券、中国的债券、日本的债券，这么一多元化的话，很容易形成共振，在短期内大家纷纷逃离美元，把美国的国债卖掉，去买日本的、中国的、德国的国债，这一下子会形成瀑布效应。瀑布效应是什么？就是金融危机，是货币危机加金融危机一起到来。除非美国人痛改他的坏毛病，就是削减财政赤字。目前看来是改不了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只要延续，那么在我们有生之年，会有一场美元危机和以新的美元危机为标志的新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可能会由于俄乌危机而加快到来。

三、中国怎么办？四大建议

最后我想花点时间讲中国的应对。我想提四点。第一，以我们自己的经济改革为基础，来进一步主动对外开放，尽最大努力维护当前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作为一个趋势在放缓，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我们的努力尽量应对。为什么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在增长，全球化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产品可以获取，企业可以进一步学习各种新技术新理念，所以我们还是要以我们改善营商环境、增加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形成我们的统一大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尽量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我们仍然要高举全球化大旗。

第二个建议，以国内金融改革为抓手，推动建设以我们中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把中国变成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上海和香港。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一定要解决好我们自身的金融问题。具体说来，我们地方债的问题要清理，要清理好，一定要清理干净。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些债要清理干净。我们上市公司的治理和我们股市的监管一定要到位。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开放资金的流动，才能够让我们的主干城市，上海也好，深圳也好，进一步有希望在国际金融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单一的抓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现在有机遇，因为很多国家都想以人民币为计价的货币来买卖国际上的一些大宗产品，这是一个机遇。这个事需要去运作。怎么运作？我们应该邀请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政府或者是机构来中国发行人民币的债券。他来发行人民币的债券，我们把人民币现金交给他，他拿现金去买石油、买铁矿石，就运转起来了。我们金融中心的建设跟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但是这个事一定要谨慎，不可单兵突进。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走太快的话，如果金融系统、金融市场经营不好的话，这里面就会有陷阱。

第三个建议就是以新建的国际组织为抓手来推动国际金融治理变革。具体说来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国际上建了两个重要的新的多边国际开发机构，一个是亚投行，一个是新开行。这两个机构现在看来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说这一次俄乌危机，金砖5个国家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没有站在美国那一方，说明我们这么多年办金砖峰会、搞新开发银行是有效果的，是有成功之处的，现在还要再进一步深化。具体说来，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我的建议是两件事一定要改进。一，这两个新多边开发银行的治理机构要改进。我们作为发起国，出了很多力、花了最多的钱，把它们的总部放在北京、上海，但是在内部讨论和做决策的时候，我们的领导力发挥的不够，最后有时反而被有些参与国主导了。这一点要反思。要学习美国人治理国际机构的经验，不可完全否定他们。第二，要明确办国际机构的根本目的，其实不在于我们获得多少贷款，也不在于给对方多少贷款，在于要把我们的理念推广出去。世界银行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世界银行养了小1万人，他真正搞贷款的量小而又小，和咱们的国开行基本一个数量级，这一万人中很多人天天写政策报告，有大量的政策报告在国际政策界是有影响的。而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新开行和亚投行，在研究方面，坦率的讲，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办国际金融机构不去写政策报告，不在理念上去影响世界，光搞点贷款，是没抓住重点。

最后一个建议，我们必须以社会科学研究为突破口，要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此话怎么讲？西方国家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认为在国家治理领域，他们是黄金标准。这个方面一定要加以应对。正如我开始所讲的，俄乌危机的长期根源是意识形态。我们有了改革开放40多年成功的经验，我们有了稳定的发展的底气，在国际上就应该总结好中国的经验，把中国的经验上升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理论，告诉西方国家：你们搞的并不见得是对的。你们自己的很多问题，像底特律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等，恐怕也要反思。你们要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借鉴中国的经验。但是光这么讲不行，必须要把我们的经验上升成社会科学理论新的学科分支才行，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上讲也是一种武器，可能比核武器还要重要，所以我就把我的讲话的最后一点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网各位同仁，我们社会科学界各位同仁，一定要加倍努力，共同努力，要从根子上把我们的世界，要将我们的世界，建设得更加的繁荣、更加的和平，把中国的经验推向世界。谢谢各位。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主办的“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发言整理）

编辑：陈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