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显著特征的重要方法。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的物质基础是近年来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以及影响国际分工与交换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加速变化。这一变化预示着影响世界政治的国际生产关系正经历重大变化，导致长期以来主导世界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模式与话语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质疑，西方对世界的控制力在加速下降。这一切反映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应有之义，也折射出“民族要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滨认为，只有依据国际经济基础的加速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上层建筑的加速变化，才能窥见其加速演进的特点。

核心观点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唯有从百年以来的历史演化的大势中，从百年来时代发展的继承关系中，才能以大历史观领悟和把握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

唯有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和“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才能确定中国在这一变革世界中的历史方位。

从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性质与身份出发，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使命角度，才能客观科学地分析中国在这一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过程中应当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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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物质基础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所以，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认识大变局加速演进，就要从当前经济基础的变化来分析。在国际领域，世界经济基础是认识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首要路径，而不是简单地从以美元定价的GDP多少来分析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因此，衡量世界变化只能从国际生产与分工的变化着手。国际分工本身是一种权力等级／过程，国际分工的中心与外围的划分就是等级划分的具体体现。这种等级反映的就是一种国际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另一个体现就是生产的社会权力关系。国际分工格局是决定国际权力格局与利益分配的物质基础。

技术优势作为当今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决定着企业／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收益，关系到国际权力的演变。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可以充分地展示这一点。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作为头号工业强国，成为工业出口大国，引领着国际分工，对外投资与贸易独占世界鳌头，这为建立“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后的美国同样如此，其先进的制造业在世界首屈一指，通过设备出口促进西欧、日本的经济复兴，通过投资引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分工，这成为美国战后霸权的物质基础。

今天我们看待大变局加速演进同样要从国际生产与分工及交换的变动着手。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冲击了世界经济，造成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减速甚至衰退，冲击着国际供应链。中国在世界生产与交换领域中的重要性在疫情中凸显出来。

首先，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18～2021年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来看，虽然受到西方打压，但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在疫情前后基本没有变化，仍然保持世界前列，这说明中国对塑造国际分工影响巨大（如图1所示）。另外，从疫情前后两年中国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情况来看，中国仍然是受国际资本青睐的制造大国，接受外来投资仍处于增长之中，在国际分工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图2所示），因为中国在疫情发生两年内商品出口位居世界第一（如图3所示）。疫情期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量的抗疫物资（如口罩、呼吸机），许多经济体由于疫情处于生产停滞状态，需要中国生产的物资保障供应，这造成了中国在疫情发生后的两年贸易顺差大幅提高，2020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长4%，2021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长21.2%。在疫情中如果没有中国生产与制造，世界经济可能会更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出口产品的结构进一步提升，已经不是相对低廉的工业品，而是以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品为主。例如，2021年，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2.8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0.4%，占出口总值的59%，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汽车分别增长12.9%、9.3%、104.6%。如果从商品出口来看，中国在国际分工生产中的作用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还可以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出。202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疫情前的2019年基本持平，都在30%左右，2021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经济复苏的条件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预计是25%，但仍是世界第一。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经济对中国生产的依赖度进一步提高。

除了制造业外，中国与一些非西方国家在原材料与能源领域的控制力也在加强。虽然原材料与能源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低端，但其作用不容忽视。过去西方国家长期控制着原材料与能源生产（即使是石油与天然气，美西方由于控制着海湾一些国家，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近年来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例如，美西方资本过去长期主导铁矿石生产与价格（包括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但近年来这种把控开始松动。澳大利亚主要铁矿石公司不仅在价格主导权上无法随心所欲，而且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到岸人民币结算。近来，在俄乌冲突中，西方无法控制国际石油与天然气甚至是煤炭的生产与价格。这与冷战中美国联合沙特等国控制国际油价对付苏联形成鲜明对比。

国际分工中最重要的是高科技产业，它是处于分工生产高端的产业。当今的服务贸易包括技术交易、航空运输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决定高科技的技术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低端服务贸易领域，如海运、建筑等，没有竞争优势。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两年的国际服务贸易状况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技术贸易上仍具有巨大优势。这可以从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技术与贸易及相关服务领域（technical, trade-related, and other business services）的数据中看出（这两个领域与科技最为密切相关），在这两个领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中，美西方近年来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如图4、图5所示，中国在这两个领域没有统计数字）。

中国在高技术追赶方面也呈现出加速趋势。从数据上看，在与技术有一定关联度的制造业中物质投入所包含的服务（Manufacturing Services on Physical Inputs Owned by Others）的出口贸易上，中国处于世界前茅（如图6所示，美国在这一领域没有统计数据）。这说明中国在长期由西方垄断的高端制造领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追赶趋势，还可以从美国近年来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围堵不断强化的事实中体现出来。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难；到了近些年，中国被美国制裁的高科技公司名单越来越长，制裁项目越来越多，为了在竞争中赢得并保持优势，美国酝酿或出台的法案越来越多，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补贴越来越多。以可能产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产业为例，美国最近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一方面要通过补贴把世界主要芯片制造公司的生产集中到美国，另一方面要阻止这些公司在华生产28纳米以下的芯片和在华扩大产能，而且还提出拨款2800亿美元资助未来的芯片研发。如果不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不断追赶形成的压力，美国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

其次，影响世界生产与交换的货币体系近年来也在加速变化，世界“去美元化”的进程正在提速。美元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霸权的三大硬支柱之一（其他两个是科技、军事）。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影响着世界生产和贸易，美国甚至可以不断从世界搜刮财富，拉拢盟友与打击对手。然而，近年来，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及其治理能力，以及滥用货币特权和金融制裁，美元的霸权地位不断地受到反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统计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占比下降至59%，为25年来最低水平。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一些国家在与俄罗斯的贸易中，改用卢布以及其他货币结算，中国最近也提倡在对华贸易中用人民币结算，国际结算中的“去美元化”进程突然加速。美元霸权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反映了美国控制国际生产与交往的能力在下降。

从以上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世界经济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生产与交换正在加速变化，在国际生产关系中，非西方国家的地位正在加速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疫情暴发后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有着愈加深厚的物质基础。

02

历史经纬下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体现的是一种历史大势，需要端着历史的“望远镜”回顾百年来曲折的历史进程才能真正体会。只有这样才能不畏当前世界变化的“浮云”遮望眼。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谈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似乎对应了一百年前开始的世界大变局（1917年的十月革命）。今天的大变局与百年前的变局虽然在本质上都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的反应，但两者体现着不一样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同时，两者亦有着继承关系。百年前的大变局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中产生了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催生了一个“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的历史片断，这个时代产生的最积极的结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废除了殖民体系，使得广大被压迫民族实现了（至少是名义上的）国家独立。今天的大变局是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强化着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因为取得政治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冷战结束后被引向（被胁迫）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接受该模式的结果却与期待相反。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话语是，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私有制（“华盛顿共识”）以及西方式“守夜人”的小政府才是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国家主权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且经济发展也缺乏外部资源。但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与美国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典范国家一样，呈现出经济学上的“贫困化增长”（miserable growth）。更为严重的是，它们比西方大国不断遭遇金融危机更为悲惨，不仅遭受经济困局，还有政治与社会动荡，甚至是外部的武装干涉。2008年后一些国家出现的经济困局和衍生的社会动荡与战乱，一定程度上都与新自由主义秩序有关。在新自由主义遭遇巨大危机时，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更加凸显，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理由要求摆脱西方发展模式的束缚，寻找适应自身条件的、能真正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和表现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启示。这一切反映了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要发展、要安全、要福祉”的呼声。因此，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延续了百年前开始的历史潮流，回应了过去没有凸显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其最大特征就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建立一个多元文明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世界，而不是某种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的世界。这一切可以通过伴随着近年来的国际经济基础加速演变而产生的整个世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变化展示出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国家作为世界现代化典范与治理标杆的影响力进一步弱化，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成功”国家的形象受到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使得新自由主义作为发展的唯一正确模式缺乏说服力。美国作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疫情之后出现的抗疫失败与“躺平”、社会分化与分裂、种族歧视、枪支暴力不断，贫富分化加剧等现象，给世界展现了一种衰败的景象。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媒体中也不断出现“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之类的舆论。世界各地出现不少的“强政府”，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强政府”的行为。由于担心西方模式失去公信力，西方主流媒体不断全方位地歪曲与抹黑中国形象，企图削弱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如果中国制度缺乏吸引力，没有带来巨大的成就，近年来美国就没有必要诋毁中国，满世界地搞“价值观外交”，意图以意识形态划线，搞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世界对立。西方国家也没有必要纠结于团结所谓的“民主国家”保护其价值观。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失灵，才会出现西方对其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巨大担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西方控制世界的能力进一步受到削弱。这种控制力的下降很可能造成西方对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失控。首先，美西方自冷战结束后多次出兵入侵第三世界国家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2008年之后这种态势逐步减弱，近几年美西方开始逐步收缩力量，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是美国近年来加速收缩力量最集中的体现。但必须注意，美国收缩力量的另一面是加强了代理人战争和在国际大国力量之间纵横捭阖（当年“尼克松主义”的本质），以图削弱所谓的对手挑战，俄乌冲突就是一个典型。它是由美国在背后挑起的冲突，美国意图利用这一冲突“团结”欧盟对抗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近来也企图对中国玩弄相同手段。这些行为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其次，冷战结束后，美西方一直在压缩非西方大国的战略空间，却较少受到强有力的反击，而2008年后这种情况开始变化，特别是近年来非西方大国面对美西方的战略扩张与挑衅，越来越表现出反击的态势。2022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最后，由于自身实力的衰落，美西方开始转变过去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势战略，更多地采取“怀柔”策略。例如，为了抵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美国开始联合其他西方六国通过所谓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来拉拢发展中国家，美国还想通过一些经济计划拉拢东盟和非洲国家（“印太经济框架”“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然而，由于财力不足，西方国家希望通过援助方式来挽回其影响力的做法，实际上只是在“画大饼”哄骗发展中国家。美国近来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缩水，这种情况下，谈何拿出大笔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基建。美国过去靠发国债、滥发钞票来“补充财力”的做法，随着美元信誉的加剧下降也越来越难以持续下去。基建投资项目周期长、收益慢，私人资本历来很少有兴趣参与。与美西方国际影响力下降形成对比的是，非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却在扩大。例如，一些国家积极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虽然这些国际组织目前的内部协调力与对外影响力尚待发展，但这些都是自冷战结束后，非西方大国建立的且近来影响不断扩大的合作组织。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在2022年美西方就俄乌冲突围剿俄罗斯中基本保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这也让美西方利用这一冲突孤立俄罗斯的企图难以实现。

作为西方影响世界的文化霸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2008年的经济危机及其后继的影响、西方国家治理的失败（特别是疫情期间展现出来的失败以及内部的分化与分裂）、新兴大国的发展力与繁荣，以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的双重标准……冲击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种趋势在疫情暴发后进一步加剧。疫情之后，美国发生了两个重大社会事件：一是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这一事件激发了美国新一轮追求民权的运动。二是2021年的冲击国会事件，这一事件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民主”政治的神话。这两个事件背后都意味着一个重要思潮的兴起，即不满新自由主义秩序带来的社会结果。弗洛伊德事件带来的民权运动反映了美国黑人及少数族裔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与权利差距加大的愤怒。冲击国会事件反映的是传统蓝领白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权益丧失的愤怒，他们把特朗普看成是其权利守护者，拜登的当选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可能的回归。这两个事件都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前者代表左翼，后者代表右翼。这种民粹主义在西欧同样以不同形式反映出来。支持英国脱欧的民粹力量把鲍里斯·约翰逊送上首相宝座，但他没有让英国民众获得更好的福利，而且苏格兰分离势力再次提出独立要求。法国2022年选举，民粹主义右翼候选人玛丽·勒庞初选获得近30%的支持率，名列第二。可以说，欧美的民粹主义目前形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对抗。这些民粹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格格不入，民粹主义诉求中包含着（极端）平等、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反对市场化与全球化带来的权利与贫富差距。如果回顾百年前的欧洲历史，可以看到类似的民粹主义对抗衰落的古典自由主义。

当前，代表着西方现代性的话语虽然受到了民粹主义的重大挑战与质疑，但今天的民粹主义并没有像百年前一样，酝酿出塑造新社会制度的盛行意识（如百年前的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目前还处于一个新自由主义之后的后西方话语状态。新自由主义推崇的现代化不再被当作“常识”，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再度被欧美精英提及。这种后西方话语反映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者是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所说的“历史的观念”。虽然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涌现出新的社会主流观念（或者还在酝酿之中），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观念正在受到广泛质疑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反映出世界、时代与历史正在变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相当多的国家陷入生产停滞、市场不畅、供应链受阻的状态，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严重衰退之中；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较弱，发展经济更是困难重重。特别是近期俄乌冲突造成了国际能源与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全球通胀高企，使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的困境之中。近年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发展问题，特别是疫情给它们造成的发展困难，这迫使最近西方国家为了抵消中国在促进发展中的作用，不得不关注它们的发展问题，启动如前文所述的“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印太经济框架”等，这说明西方国家如果继续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仍以过去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单纯强调自由市场对发展的作用，将会失去更多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类的历史起点就是建立在满足“吃喝住穿”的基本需求生产基础上的。任何建立在某种生产组织模式上的制度如果不能满足人类福祉需要都会引发危机与动荡，甚至革命与战争。目前西方国家仍希望保持其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使发展中国家继续遵从其希望的发展道路，从而维持其经济政治特权。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造成的结果是世界性贫富分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困境。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不惜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危机，制造战乱。和平是发展的基本条件，“民族要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正在成为时代的主流呼声、历史进步的要求。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变化都折射出这种呼声与要求。

03

中国在加速演变的世界中的地位与方位

在加速演变的世界中，中国站在历史进步的一面，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推动世界、时代和历史向着进步方向演变。其具体的历史作用在于：一是更好地发展自己，实现强国之梦，力争在国际生产分工环节中处于国际顶端，用自己的发展成就昭示世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不遵循西方的道路，开创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二是通过互利共赢的方式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就没有能力去促进世界的发展，也没有能力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一历史方位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性质与身份决定的，更是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决定的。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两者亦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应有之义。这一利益决定了中国应当站在历史进步的一面，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推动世界、时代和历史向着进步方向演变。一个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的实现，从根本上就是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至少是平等地位。西方国家由于先行工业化才使其自工业革命以来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赋予了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这种霸权地位使得美西方国家可以凭借其实力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发展中国家这种依附从属地位使其在政治上饱受欺凌，经济上遭受剥削，民族受到奴役，国家缺乏主权。没有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优势或平等地位，在参与国际生产与交换中就不可能获得相应的分配以及发展的机会与资源。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来看，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外部的环境，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的中国不可能回到僵化封闭的老路中去实现现代化。即使今后走内循环为主的发展道路，也仍需要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极其担忧中国在国际生产与分工中地位的上升，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他们极力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力图重建“去中国化”的国际供应链，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的安全局势。因此，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包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民族要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的时代要求符合新时代中国最大国家利益。中国只有通过推动这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才能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既是实现新时代中国最大国家利益的保障，也是促进人类历史进步的需要。

中国的国家性质与身份也决定了我们应当站在历史进步的一面，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推动世界、时代和历史向着进步方向演变。中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身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身份决定了中国仍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内必须且只能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对外必须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对外借助帝国主义战争、殖民奴役、强权霸凌、剥削掠夺，对内造成了两极分化，阶级与种族的不平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将为世界塑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现代化的新模式，一个造福于世界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是一个后起的追赶型发展中国家，现实和历史经验均不允许中国重复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更为进步的且有助于促进世界发展的道路。例如，中国作为西方国家垄断利益的粉碎机，带来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不仅降低了各国人民的生活成本，也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相对廉价的技术与设备，降低发展的成本。中国的现代化是依循自身的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并借鉴了外部经验的现代化，给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启示就是选择发展道路必须结合自身条件，开创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树立开创自身特点发展道路的信心。因此，这种现代化的意义更契合“民族要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的时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决定了其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推动世界、时代和历史向着进步方向演变。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历史任务，开始并继续带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实现民族发展。党只有顺应人民的要求，不断增进人民的福祉，率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才能不断夯实执政的群众基础。正如前文所述，要实现现代化、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中国就必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至少是平等地位，攀登上国际生产链的高端，否则无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推动世界、时代和历史向着进步方向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宗旨与使命指引的结果。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五个世界”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最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安全倡议的原因所在。

然而，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特别是中国在其中作用更加突出的条件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与严峻。这是因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冲击旧秩序、旧模式，既得利益者日益担忧失去其特权和不当利益。回顾过去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广大被压迫民族为赢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所经历的艰辛而复杂的历程。而在未来，“民族要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的历程同样也是艰辛而复杂的，是不可能靠“敲锣打鼓”轻易实现的。因为旧的力量在整体上仍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整个世界虽然处于批判旧意识的后西方、后现代阶段，但还没有产生反映新的时代要求的变革性观念，旧观念的惯性思维在一些国家、一些人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在这种条件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中，世界仍处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的“转折世界”（world of conjunctures）之中，世界的历史仍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进入到“结构世界”（world of structures）仍需要几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任何急于求成和亢奋冒进都不足取，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研究”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国际观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JZD001、2022SJZDSZ001】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0月（上）

原文标题：《加速演进中的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方位》（微信有删节）

作者：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 滨

原文责编：陈璐颖

新媒体责编：刘苏毅

视觉：刘洁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