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 红色圆珠笔绘马克思 1951年 资料图片

1845年，在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在此当然并非单纯地论述教育与教育者的关系，而是要从根本上揭露以往唯物主义存在的问题，阐明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特点。然而，如果从单纯教育学角度看，马克思在此要批判或否定的是那种抽象或静态的天才论，而同时强调教育行为和学习环境的重要性。马克思也曾被视为“天才”，但这又和马克思的勤奋好学，以及与马克思所处的学习环境等密不可分。

在马克思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遭遇过一次转学的经历，即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其原因与马克思及家人的意愿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波恩大学校园的学习风气本身，及其对马克思学业和未来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尽管英国和法国已经率先在生产、思想和政治等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在莱茵河东岸的德国，仍然停留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对反政府激进者的迫害几乎消解了人们对美好大学生活的回忆，凡是知道一点政治思想的人，都秘而不宣。而培养驯服的“庸人”，则是当局实施大学教育的原则。这种原则基本上也被那些感到受禁锢、有时也起来反抗的大学生们顺从式地接受了。在大学生酒会上，谈论“学术”是很不受欢迎的；于是他们在真正的饮酒晚会上别开生面，当场召集“啤酒之友会议”，对“闹事者”按照情节轻重罚酒。

德国大学教育的这一状况一开始可能并没有影响到在中学时勤奋好学的马克思。这可以从马克思父亲的来信中看出来，父亲表达了对马克思大学学习和生活的关心和忧虑：

“你的良好愿望、你的勤奋努力，以及你想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的坚定志向，我丝毫也不怀疑。而现在又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刚开始的学习使你感到满意，也不费劲，并且你对你的专业也产生了兴趣。九门课程，在我看来多了一点，我不希望你学的东西超过你的身体和精力所能承受的限度。”

“亲爱的卡尔，祝你健康，在用丰富而有益的食物来滋养你的智慧的时候，别忘记，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身体是智慧的永恒伴侣，整个机器的良好状况都取决于它。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然而，当时德国的绝大多数大学，学校领导都会在夜间11时左右将学生赶出啤酒馆，学生们便通常转而聚集到广场上。在这里，各个社团或“派别”的成员开始同其他“派别”的成员掀起相互“嘲讽”的竞赛，目的是想挑起一场不太危险的决斗。这种口角竞赛十分流行，主要技巧在于嘲笑得体，不加正式或公开的辱骂，但同时又能尽可能地激怒对方，使他最后失去冷静，破口大骂，而挑衅者也就不得不向他提出决斗。

从马克思父亲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给父亲的印象仍然是中学时代那个勤奋好学的样子。然而，在波恩大学的第二学期，父亲却收到了马克思在学校参加决斗的消息。他十分恐慌，并立即写信告诫马克思：

“难道决斗也与哲学密切有关吗？要知道这是对潮流的迁就，甚至是对它的恐惧。而那是谁的潮流呢？绝不总是正经人的，可你还是！无论何处人们总是很少前后一贯的。你得设法不让这种爱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下根。否则，它终究会使你自己和你父母的最美好的愿望遭到毁灭的。我相信，一个有理智的人，是能够很容易地、体面地对这一套不予理睬的，让人尊重自己。”

1836年6月13日，马克思甚至因夜间酗酒吵嚷被大学法庭判处禁闭一天，16日执行。

酗酒、决斗等不良行为造成钱财的耗费，及对马克思身体健康和学业前途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迫使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马克思的父亲在1836年7月1日的函件中写道：“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进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选修的法律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

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学风最好的大学，甚至有戏言称，“与柏林大学的学风比起来，德国其他的大学简直是不折不扣的酒馆”。优秀的学风也很快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不再喝酒、决斗和胡闹，而是更加专注于学业。到了柏林以后，马克思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偶尔参与社团活动也是勉强的。从马克思父亲1836年11月9日的来信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转变，从在波恩大学时担心他喝酒决斗闹事，到又开始担心他在柏林大学过于用功学习而损伤身体：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学习上不要过于用功，千万要保护好你的体力和你已经很差的视力。你选修了很多门重要课程——自然，你是有理由勤奋学习的，但不要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上帝恩赐，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造福，为你的家庭造福，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也将为全人类造福。”

在柏林大学，马克思先后选修了萨维尼教授讲授的罗马法全书，甘斯教授讲授的刑法、普鲁士法，斯蒂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赫弗特尔教授讲授的教会法、德国普通民事诉讼、普鲁士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布勒教授讲授的逻辑学，李特尔讲授的普通地理学，鲁多夫教授讲授的遗产法，神学博士布·鲍威尔讲授的《以赛亚书》，格佩特博士讲授的欧里庇得斯等课程。这些课程为马克思夯实知识储备、拓展思想视野奠定了重要基础。期间，马克思还接触到定期从事学术交流和讲演的“博士俱乐部”。

在每周规定的日子里，一些博士和高年级学生相约来到法国街上一家不知名的饭店。这种聚会常被在场不相干的客人所扰，他们便决定轮流在俱乐部成员家中集会。在集会上，他们朗诵和评论各自的诗歌和文章，但主要是怀着极大的热情讨论黑格尔哲学。为此，马克思广泛涉猎了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并系统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由此也为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杂志创办人爱·梅因回忆说：“最近我认识了一位很能干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马克思，科本《论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本书就是题献给他的，他是布鲁诺·鲍威尔的亲密朋友。他能够而且必定还会有所成就。因为他不仅富有才智，而且具有坚强的毅力。”科本非常敬佩马克思，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是一个思想库，一个工作房，或者按照柏林人的说法，是一个思想巨人。”

1841年，马克思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柏林大学签发的毕业证书。证书加盖学校公章并有现任校长以及法律系、哲学系现任主任亲笔签名。关于马克思的博学和睿智，《莱茵报》的创始人赫斯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描述：“你应该准备去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把最深刻的哲学的严肃性同机敏的智慧结合起来了。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而《莱茵报》不久就吸纳马克思并任命其为主编便是证明。

尽管马克思博士毕业后没能如愿成为大学老师，但他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教育和引导着广大工人阶级开展自我解放和解放人类的实践活动，成为指引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教育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积极地把握人类历史未来。然而，作为教育家形象的马克思并非天生的，它与马克思对人类知识孜孜不倦的求索密不可分，也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密不可分。总之，是时代塑造了马克思，同样，马克思也重塑了这个时代。

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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